七月盛夏，省重点中学的理科教师陈明推开会议室的门，汗珠顺着脖颈往下淌。他看到校长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：“反内卷实验”。空调冷气很足，但空气凝固了。会议室里二十多位老师没人说话，角落里有人低低叹了一声：“升学率垮了谁负责？”
这所一本率95%的学校，走廊挂满了“今日不肯埋头，明日何以抬头”的标语。学生凌晨一点睡觉、五点起床是常态，课间十分钟没人离开座位，连上厕所都小跑着去。食堂打饭排队时人人举着单词本，体育课常有“消失的学生”——躲在厕所刷题。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挂着月考排名表，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剑。
撕标签行动是从一次心理普查开始的。校医递来的报告显示：全校45%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焦虑，八年级近视率81%，高三一个班竟有六个学生在吃抗抑郁药物。“他们答题卡涂得越来越满，眼睛里的光却越来越暗。”班主任李娟在实验启动会上攥着报告的手在发抖。
真正的改革刺破了高压锅。第一次月考后，年级组长抱着一摞成绩单正要张贴，校长直接抽走了最上层的排名表：“从今天起，只发学生本人的成绩分析。”办公室炸了锅。有家长当晚就打爆老师电话：“不排名怎么知道孩子位置？你们这是不负责任！”
更大的风暴在后面。学校砍掉周六补课，把周五下午彻底留给“无用之事”：哲学辩论社里争得面红耳赤的学生在探讨《庄子》里的蜗角之争；生物老师带着学生在花坛观测蚯蚓松土，泥土沾满校服也毫不在意；三楼多媒体教室传来吉他声——那是几个男生在排练原创歌曲，歌词写的是“试卷垒成的高墙外还有星空”。
最震撼的是“标签焚烧仪式”。每个学生写下自己被贴得最痛的标签：“考试机器”、“爸妈的脸面”、“985预备役”……投进纸箱后燃起火焰。高二的林薇把写着“清北苗子”的纸条扔进火里时突然痛哭失声：“他们永远不知道我多怕下次考不到前三！”
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。有家长闯进校长室拍桌子：“别人家孩子都在冲刺，你们搞素质教育装什么清高？”教师内部也暗流汹涌。一位带出过省状元的老教师当众摔了教案：“高考看分数还是看蚯蚓？”更微妙的是学生自己的不适——突然没有排名的下午，几个学霸在空荡荡的教室坐立不安，下意识又摸出了习题集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物理竞赛生身上。一直被称为“竞赛机器”的张锐在职业体验周去了汽修厂。三天后他举着沾满机油的手套站在讲台：“我拆开发动机那瞬间，比解出任何物理题都激动。”两个月后，他组装的太阳能机器人拿了省级创新奖，而他的竞赛成绩反倒前进了十名。
被撕掉标签的孩子们开始野蛮生长。曾经因作文离题被骂“废物”的男生创办了诗社，油印诗集在班上传阅；总被批评“坐不住”的女生设计的教室节能方案，被物业公司采纳推广。最让陈明触动的是期中家长会——当投影仪放出孩子们在跨学科项目中的笑脸时，后排传来压抑的抽泣声。一位常年送孩子补习到深夜的父亲喃喃自语：“我差点忘了他笑起来有酒窝。”
当然有代价。教师的工作量翻倍了，陈明要设计项目制学习方案常熬夜到凌晨；学校拒绝了培训机构“清北保过班”的赞助，损失的钱变成了心理咨询室的沙盘和治疗椅。最大的惊喜发生在年底：当其他名校晒出清北录取人数时，这所学校的一本率纹丝不动，而学生申请的发明专利数翻了三倍。
学期末的操场黄昏，校长指着奔跑的学生们对家长说：“当我们撕掉’好孩子’标签时，我们不是在降低标准，而是把定义成功的权利还给孩子。”远处，林薇正和诗社成员大声朗诵新作，夕阳把诗句染成金色：“我不必成为标价的瓷器/宁可当野蛮生长的野草/在春风里掀起绿色的风暴。”
实验仍在继续。办公室那面曾经贴满排名的墙，如今挂着一幅学生涂鸦：无数只不同颜色的手共同托起一颗星球，上面写着一行小字——“教育是唤醒，不是雕刻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