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那年的冬天，医生把诊断书推到我面前，纸页摩擦玻璃桌面的声音像刀划开保鲜膜。双相情感障碍——白纸黑字，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足足十几秒，突然想起初三第一次割手臂时，血珠渗出来的形状也是这样圆滚滚的。那时候书包里还塞着月考全年级第七的数学卷子，家长会代表发言稿压在铅笔盒底层。
“往往是优等生才容易得抑郁症。”后来我看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医生这么说。完美主义是自带锯齿的枷锁，你越挣扎，它卡进肉里越深。
我爸是北大硕士。这句话在我家餐桌回荡了十几年。“以后你的学历要超过爸爸哦”，他揉着我头发说这话时，筷子正夹走我碗里剩的最后一块红烧肉。小学考94分会被问“那6分去哪儿了”，初中第一次拿80分，我攥着试卷在电梯口站了二十分钟不敢按门铃。铁门打开时，灯光漏出来像一张嘴要把我吞掉。
啊说到红烧肉，学校后门那家小餐馆的版本其实更入味，可惜休学后再没去过。
我们高中那年考上牛津剑桥的有三十多人。光荣榜贴在图书馆玻璃墙上，阳光照得那些名字金灿灿的。我缩在医务室窗帘后面数手腕上新旧疤痕，窗外打篮球的喧闹声像隔着鱼缸传进来。教导主任说休学是懦夫行为，门卫大叔认出我时叹气：“再不来上课就被甩下啦”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是优绩主义把所有人都绑在传送带上，跑得快的被歌颂，跌倒的连影子都留不下。
学心理学是自救的第一步。在悉尼大学的图书馆，我看到数据说抑郁已成为青年群体的“感觉结构”——当代人用抑郁来消化结构性压力的方式。我对着电脑屏幕笑出声，笑着笑着眼泪滴在键盘缝里。原来我的痛苦不是故障，是系统默认配置。
我开始画漫画视频，一帧帧画学生党抑郁自救指南。有个复读生私信我，说她做数学题时会突然把铅笔折断扎手心：“题不会做，我就是个垃圾”。
屏幕这头的我胃部抽搐——七年前的我躲在浴室用修眉刀划大腿时，嘴里咬着的毛巾也是这个味道。
职场把内卷分成四种类型：享受型、功利型、裹挟型、耗竭型。优等生的崩溃往往是耗竭型的终极形态。就像马拉松选手跑进死胡同，发现奖杯是镀金的空心铁皮罐。
有个女生告诉我，她保研后躺在宿舍床上三天没动，“好像被抽掉骨头的鱼”。
我爸的转变花了五年。他不再说“振作起来”，改成“冰箱有切好的芒果”。
后来他总结出九个字：不关注，不期待，不放弃。
这九个字比抗抑郁药见效慢，但药效持久。有次我焦虑发作撕烂所有笔记，他默默蹲在地上拼碎片，拼到半夜变成一幅抽象拼贴画。
拼好的纸片用相框装着，现在还挂在我书桌上方，像怪异的勋章。
休学孩子的求助信息塞满邮箱。最多人问的不是“怎么治病”，而是“怎么复学才不被嘲笑”。有个县城男孩偷偷吃爷爷的降压药应付抑郁，因为精神科在三百公里外的省城。我熬通宵查资料，发现国产氟西汀医保报销后每月十七块八——这个数字被我做成粗体字幕放在视频结尾，弹幕飘过一片“终于能呼吸了”。
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”。我论文里引用这句受访者语录时手在发抖。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排斥像透明的墙，我们撞得头破血流，别人只看见空气在扭曲。
老师上课时说：“如果左右同桌都没病，有病的大概是你自己”。全班哄笑中我数到第七排的女生肩膀在抖，她的笔尖戳穿了作业本。
现在我能带着双相生活了。把情绪发作叫做“大脑在升级操作系统”，自伤冲动转化成用力捏冰块的生理刺激。进步最大的是学会和痛苦共存——初中时我总想消灭痛苦，后来明白痛苦像呼吸一样无法被删除，只能调整呼吸节奏。
去年回初中母校演讲，我把诊断书复印件和奥数奖状并排投在大屏幕上。礼堂倒数第二排站起个穿校服的女生，她没提问只鞠了个躬，马尾辫扫过椅背像飞鸟的尾羽。
配图里那个蜷缩在奖状堆中的女孩，现在偶尔还会出现。但阳光已经能照到她摊开的手掌——掌纹里藏着新的地图。优绩主义的齿轮还在咬合，但我们可以给自己造减速器。比如把“超过父亲学历”的目标换成“今天帮妈妈腌好了泡菜”，或者允许牛津录取通知书和抗抑郁药瓶在抽屉里和平共处。
门卫大叔去年退休了。我送他心理学书籍当礼物，他挠头说：“其实那时怕你想不开…故意激将呢”。
我们都笑起来，秋千架在他家阳台上晃啊晃，奖状折的纸飞机正在茶几底下沉睡。
写完最后一行字时，窗外的桂花树正掉下一粒青果。
它砸在泥土上的声响，
比所有满分答卷飘落的声音都动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