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五点半的铃声像刀片一样划开睡眠。
小陈摸索着把校服套在汗津津的睡衣外面——三年了，他睡觉从没脱过衣服。上铺传来压抑的咳嗽声，黑暗中十四个人挤在八人间的宿舍里，铁架子床挨得那么近，翻个身就能碰到别人的脚。他得爬过三个人的床铺才能下地，像钻地道似的。水管又没水了，四楼以上的寝室早上永远等不来水压，蓬头垢面算什么，能活着跑完操就不错了。
操场上乌泱泱的人举着单词本吼叫。双手必须举过头顶，老师说了，吼大声人就清醒了。雾霾天里五千个嗓子在呛咳，可是跑操不能停，下冰雹也得跑。小陈的鞋被踩掉了，光脚在塑胶跑道上硌得生疼，掉落的鞋被扔在操场中央，像战利品展览。跑完才能去捡，又是一次示众。
早饭？早饭是塑料袋里的包子——得用保鲜袋装着吃，省掉刷碗的三分钟。对了，还得做完那张叫“自助餐”的卷子。不是真让你吃饭啊，是让你在啃包子的时候把选择题填满。班主任在讲台边转悠，手指敲着黑板：“重点班的自助餐加量了，感动不？”
压抑感是被精密设计的。课间休息五分钟？刚打铃老师就夹着卷子进来了。想转头和同桌说句话？后脑勺会突然挨一巴掌，粉笔灰簌簌落进衣领。小陈的抑郁诊断书藏在褥子底下，医生开的药装在维生素瓶里。他妈上个月来学校哭，说孩子手腕上有刀痕，年级主任摆摆手：“娇气！二中哪个孩子没胃病？”
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沉默中坏掉了。 某个晚自习，前排女生突然把试卷撕得粉碎。碎纸雪花般飘落时她咯咯地笑，笑着笑着眼泪流进嘴里。教导主任把她拖走时，她反复念叨着：“让我睡觉吧…就脱衣服睡一次…”
没人敢抬头看，笔尖划纸的沙沙声更响了。后来听说那姑娘休学了——在二中，休学率比退学率还高。
数据冷冰冰地钉在墙上：中科院说24.7%青少年检出抑郁症状，卫健委统计17.5%存在精神障碍。更可怕的是南京脑科医院那个数字：27.4%的孩子有过非自杀性自伤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四个孩子里，有一个拿刀划过自己胳膊，或者用圆规扎大腿保持清醒。
资本在这滩泪水里养鱼。桃城中学校长名下挂着31家公司，从客运集团到担保公司，从宾馆连锁到科技企业。家长们交着每年两三万的学费，以为买的是金榜题名，其实买的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位。
那个跳楼的许可同学…他最后看到的天空是不是也泛着铁青色？2014年我们毕业那年，教学楼就装防盗网了。真可笑啊，防贼似的防着这些做题的机器。
有个丹麦校长的话总在我脑子里转。人家问初中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，他说：“帮孩子平安度过青春期”。
可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？在五点半的寒风中背书，在十点十分的熄灯铃里憋尿，在月考排名里确认自己是否配活着。前额叶皮层还没长全呢，杏仁核早被焦虑腌入味了。
总有人辩解：“穷孩子只有这条路！”可当我看到那封休学生的公开信——他说“我对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希望大家还有希望”——突然意识到，这根本不是教育。
是场慢性炎症。
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，终会在某个时刻结出恶果。可能是大学退学时，可能是中年崩溃夜，也可能是纵身跃下的那个瞬间。
铁窗里的光终究会暗下去。
除非我们亲手砸了那座用试卷砌成的监狱。
